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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C标准：不战而亡的伤城
作者：第一财经日报
来源：RFID世界网
日期：2007-03-08 08:39:55
摘要：国家信息安全高于一切，在电子标签编码标准的制订过程中，应牢牢把握这个核心
2001年，李西平真正觉得自己可以大干一番了。
当时，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级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前身）主动找到他，一起合作个大项目——以电子标签（RFID）为载体，在全国范围内对产品实行注册登记，一物一码，以建立我国自己的“商联网”。
该项目即“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下称“NPC”）”。
李西平当时在某公司担任董事闲职，过着一个普通商人优适的小日子，波澜不惊。“NPC项目一下子就让我来了精神。”
自1991年加入国际编码协会后，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下属的物品编码中心就一直在国内推广条形码。但条形码不能实现产品信息的共享，不利于产品的流通管理和网络化环境的变局，是一种过渡性编码标准。于是，国家标准委一早便开始酝酿中国自己的编码标准——NPC。
李西平认为自己很幸运，可以参与这一“利国利民的伟大工程”。
他随即辞去了原职，另外组建了新企业——北京鑫科运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02年9月，该公司与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北京东方捷码科技开发中心（国家标准委属企业）一起，注册成立了“中标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下称“中标公司”），正式开始推进NPC实业化工作。李西平任中标公司总经理。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则让他至今懵懂不清。
坎坷NPC
运作实体中标公司成立后，国家标准委加快了NPC标准的制订工作。
2003年4月，国家质监总局（国家标准委的上级主管单位）、国家标准委正式发布并实施NPC，标准编号GB18937，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作为NPC载体，电子标签（RFID）标准制订工作也随后启动。2003年11月，国家标准委下文，正式批复成立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该工作组组长由时任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所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立建担任，李西平等三人为副组长，秘书处设在中标公司。
接下来，中标公司开始建设中央数据库，开发相关管理程序和软件，最多至100多人的队伍全身心扑到了NPC上。
2005年7月，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在给国信办的汇报材料中指出，“NPC标准肯定比3G、数字电视、数字集群、WAPI等标准的分量更重……”
一切看似都在有条不紊地推动中。
然而，国家标准委对NPC的态度却在悄然间发生了根本变化。
2004年3月9日，国家标准委突然发文，下令暂停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的一切工作。5月8日，又发布2004-44号文件，撤销NPC管理中心。
2005年4月30日，国家标准委再次发文［2005-29号］，全面停止中标公司NPC相关工作，并将NPC交由其下属的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负责（美国EPC在华唯一代理机构）负责管理实施。
刚刚运行了一年多的NPC工作，就此全面陷入瘫痪。
与此同时，国家标准委却忙不迭地加紧了将EPC高调引入中国的动作。
2004年1月，国家标准委、标准化研究院直属事业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接受美国EPCGlobal授权，成为其中国唯一代理机构。时任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成海出任EPCGlobalChinaCEO。
随后，他们对EPC标准的热情在2004年6月达到最高潮。
当时，国家标准委向发改委、科技部、信息产业部等七部委发出通知，邀请相关部门主管司局领导参加“物联网”和EPC标准化管理指导组，旨在“保障物联网和EPC技术在我国的应用”。
为此，信息产业部以特急件复函，称“将我国标准化工作建立在美国EPCGlobal的识别体系和技术规范之上，不仅会给我国的政治、经济、企业和个人带来严重的信息安全隐患，同时EPC中所含的知识产权问题，也将会给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难以避开的桎梏”，对EPC在华的快速发展提出了不同意见。
2004年12月，由信产部科技司主持的电子标签标准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十部委、解放军三总部、全国高校及企业80余位领导、专家代表出席会议，并形成《纪要》。《纪要》提出：“国家信息安全高于一切，在电子标签编码标准的制订过程中，应牢牢把握这个核心……中国必须警惕信息侵略，国家必须掌握电子标签领域发展的主动权。”
2005年7月，接国信办主任王旭东（现任信息产业部部长）指示，国信办调查组出台了一份调查报告——《关于“NPC国家关系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产业利益不应全面封停”》。
该文件结论称，国家标准委应该立即恢复NPC、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相关工作；同时，在国际标准形成并且我国明确采用国际标准之前，停止任何其他非国际标准在国内的推广应用。
不仅如此，对于“扬EPC、弃NPC”的做法，国家标准委高层领导也认为有失妥善。
据上述国信办调查报告，在宣布NPC关停的大会上，国家标准委前主任李忠海公开感慨称，“我始终认为NPC是个利国利民的好项目”，“是有市场需求的”。
是非判断如此。“事关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NPC却在一片惋惜和呼吁声中，愈走愈远，至今不见反弹迹象。
部门利益的牺牲品？
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导致国家标准委主任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果断停掉了NPC标准呢？
“说到底还是个利益问题啊”。“条码每年有一点几个亿的收入……它是各个省标准机构，是我们国家标准事业的救命稻草……因此技术监督局（指国家质监总局）把它看得很重，它们在两码服务过程当中得到了利益。”今年的政协最大提案引述了李忠海在公开场合对这一事件的上述说法。
据此文件介绍，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委长期参与条形码的创收和分成，下属机构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为直接执行机构。该机构充当美国EPC在华唯一代理后，这一角色将继续扮演下去。
EPCGlobal本身是一个营利性公司，对中国终端用户有明确的收费标准和规定。即根据企业的注册资金，注册费收取分5个档次，从5000元到40000元不等。
按照中国目前登记在册的大小企事业单位1000多万个（不含个体业主和具有商业行为的自然人）的一半进行EPC注册计算，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每年可收取人民币500亿元，如按照国际惯例，代理机构只留取20％代理费，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每年将有100亿元的收益。
据信息产业部预测，未来5～10年，由编码体系确立起来的电子标签产业将达到300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的产品份额将占全球的1/3。
而NPC标准的操作实体并不是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而是中标公司。
据中标公司总经理李西平介绍，中标公司的收费标准是：80元/码，20～30元/年维护费，两项收费均8000元/企业或年维护费封顶。同时，对于政府集中领码的产品用码，如药监、军工、易燃易爆产品等，公司提供免费码段。
公司所得收入上缴国家相关税费后，一半上缴国家标准委下属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另一半则为公司经营所得。
“好好的一件事，却因涉及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和地方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利益，只能停下来。部门利益、国家利益孰轻孰重？”在2005年，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递交给国信办的汇报材料中披露，李忠海的感慨显得有些无奈。
当时，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级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前身）主动找到他，一起合作个大项目——以电子标签（RFID）为载体，在全国范围内对产品实行注册登记，一物一码，以建立我国自己的“商联网”。
该项目即“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下称“NPC”）”。
李西平当时在某公司担任董事闲职，过着一个普通商人优适的小日子，波澜不惊。“NPC项目一下子就让我来了精神。”
自1991年加入国际编码协会后，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下属的物品编码中心就一直在国内推广条形码。但条形码不能实现产品信息的共享，不利于产品的流通管理和网络化环境的变局，是一种过渡性编码标准。于是，国家标准委一早便开始酝酿中国自己的编码标准——NPC。
李西平认为自己很幸运，可以参与这一“利国利民的伟大工程”。
他随即辞去了原职，另外组建了新企业——北京鑫科运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02年9月，该公司与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北京东方捷码科技开发中心（国家标准委属企业）一起，注册成立了“中标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下称“中标公司”），正式开始推进NPC实业化工作。李西平任中标公司总经理。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则让他至今懵懂不清。
坎坷NPC
运作实体中标公司成立后，国家标准委加快了NPC标准的制订工作。
2003年4月，国家质监总局（国家标准委的上级主管单位）、国家标准委正式发布并实施NPC，标准编号GB18937，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作为NPC载体，电子标签（RFID）标准制订工作也随后启动。2003年11月，国家标准委下文，正式批复成立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该工作组组长由时任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所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立建担任，李西平等三人为副组长，秘书处设在中标公司。
接下来，中标公司开始建设中央数据库，开发相关管理程序和软件，最多至100多人的队伍全身心扑到了NPC上。
2005年7月，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在给国信办的汇报材料中指出，“NPC标准肯定比3G、数字电视、数字集群、WAPI等标准的分量更重……”
一切看似都在有条不紊地推动中。
然而，国家标准委对NPC的态度却在悄然间发生了根本变化。
2004年3月9日，国家标准委突然发文，下令暂停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的一切工作。5月8日，又发布2004-44号文件，撤销NPC管理中心。
2005年4月30日，国家标准委再次发文［2005-29号］，全面停止中标公司NPC相关工作，并将NPC交由其下属的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负责（美国EPC在华唯一代理机构）负责管理实施。
刚刚运行了一年多的NPC工作，就此全面陷入瘫痪。
与此同时，国家标准委却忙不迭地加紧了将EPC高调引入中国的动作。
2004年1月，国家标准委、标准化研究院直属事业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接受美国EPCGlobal授权，成为其中国唯一代理机构。时任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成海出任EPCGlobalChinaCEO。
随后，他们对EPC标准的热情在2004年6月达到最高潮。
当时，国家标准委向发改委、科技部、信息产业部等七部委发出通知，邀请相关部门主管司局领导参加“物联网”和EPC标准化管理指导组，旨在“保障物联网和EPC技术在我国的应用”。
为此，信息产业部以特急件复函，称“将我国标准化工作建立在美国EPCGlobal的识别体系和技术规范之上，不仅会给我国的政治、经济、企业和个人带来严重的信息安全隐患，同时EPC中所含的知识产权问题，也将会给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难以避开的桎梏”，对EPC在华的快速发展提出了不同意见。
2004年12月，由信产部科技司主持的电子标签标准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十部委、解放军三总部、全国高校及企业80余位领导、专家代表出席会议，并形成《纪要》。《纪要》提出：“国家信息安全高于一切，在电子标签编码标准的制订过程中，应牢牢把握这个核心……中国必须警惕信息侵略，国家必须掌握电子标签领域发展的主动权。”
2005年7月，接国信办主任王旭东（现任信息产业部部长）指示，国信办调查组出台了一份调查报告——《关于“NPC国家关系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产业利益不应全面封停”》。
该文件结论称，国家标准委应该立即恢复NPC、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相关工作；同时，在国际标准形成并且我国明确采用国际标准之前，停止任何其他非国际标准在国内的推广应用。
不仅如此，对于“扬EPC、弃NPC”的做法，国家标准委高层领导也认为有失妥善。
据上述国信办调查报告，在宣布NPC关停的大会上，国家标准委前主任李忠海公开感慨称，“我始终认为NPC是个利国利民的好项目”，“是有市场需求的”。
是非判断如此。“事关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NPC却在一片惋惜和呼吁声中，愈走愈远，至今不见反弹迹象。
部门利益的牺牲品？
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导致国家标准委主任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果断停掉了NPC标准呢？
“说到底还是个利益问题啊”。“条码每年有一点几个亿的收入……它是各个省标准机构，是我们国家标准事业的救命稻草……因此技术监督局（指国家质监总局）把它看得很重，它们在两码服务过程当中得到了利益。”今年的政协最大提案引述了李忠海在公开场合对这一事件的上述说法。
据此文件介绍，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委长期参与条形码的创收和分成，下属机构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为直接执行机构。该机构充当美国EPC在华唯一代理后，这一角色将继续扮演下去。
EPCGlobal本身是一个营利性公司，对中国终端用户有明确的收费标准和规定。即根据企业的注册资金，注册费收取分5个档次，从5000元到40000元不等。
按照中国目前登记在册的大小企事业单位1000多万个（不含个体业主和具有商业行为的自然人）的一半进行EPC注册计算，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每年可收取人民币500亿元，如按照国际惯例，代理机构只留取20％代理费，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每年将有100亿元的收益。
据信息产业部预测，未来5～10年，由编码体系确立起来的电子标签产业将达到300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的产品份额将占全球的1/3。
而NPC标准的操作实体并不是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而是中标公司。
据中标公司总经理李西平介绍，中标公司的收费标准是：80元/码，20～30元/年维护费，两项收费均8000元/企业或年维护费封顶。同时，对于政府集中领码的产品用码，如药监、军工、易燃易爆产品等，公司提供免费码段。
公司所得收入上缴国家相关税费后，一半上缴国家标准委下属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另一半则为公司经营所得。
“好好的一件事，却因涉及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和地方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利益，只能停下来。部门利益、国家利益孰轻孰重？”在2005年，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递交给国信办的汇报材料中披露，李忠海的感慨显得有些无奈。
